自然之声

小学时代，尽管过去了几十年，但小学时代的一些生活，仍然铭刻在心中。

我的小学时代，是在宁夏灵武县黎明小学（前身东一小学）度过的。小学一年级，在东寺边的学校旧址上学，二年纪时，学校迁入北寨子内新建的校区。新校区所在北寨子，曾经是一户有钱人家的庞大寨院，紧挨古老秦渠的南侧，其内除了学校，还有公社和供销社等机构，算是这一带的一个中心。四周是连绵近百平方公里的农家园林，这些自秦代以来就形成的园林，盛产着葡萄、果、杏、梨、枣等十多种优质果品，周围平原的肥沃良田，广种着水稻、小麦等各种粮食作物和蔬菜，地下则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煤炭，因而，这一带也是灵武县（今灵武市）乃至银川平原最为富饶的一块丰水宝地。

小学期间，我和那个时代的小学生们，在美丽田园中的学校上学，衣食丰足，无忧无虑。一年四季，我们欢快地奔走、跳跃在瑞雪遍地、果花盛开、硕果累累、金叶飘洒的上学路上。天热时，我和同学们常常从家门不远的秦渠下水，顺着奔腾的流水，游泳到学校旁边再上岸换衣进学校，这种无比开心的小学生活，是我绝对不可忘记的。小学五、六年纪，正是我国三年“自然灾害”时期，家乡粮食在年年丰收的景况下，由于机构的统一入库和调配，我们仍然没有逃脱饥饿之苦。

在小学，各年纪课程轻松，我们小小年纪可以参加校外的许多活动，特别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，在父母和兄姐的带领教导下，见识和参加家庭的各项生产劳动活动，从水稻、小麦、豆类等农作物的种植、除草、浇水、施肥、收割、脱粒到辗磨，从果蔬的培植、采摘、贮存到食用等，我都目睹、熟悉和有了基本掌握，还学会了使用一些农具。这些活动，是我成长的根基。小学时期，在老师的指导下，我开始阅读一些课外书籍和小说，值得一提的是,小学四年级，我在家中果园的树荫下，在母亲做饭的灶台柴火口等处，阅读了《敌后武工队》（冯志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）等多部时代长篇小说，多少年过去了，这些小说的故事梗概，就连正反面人物的名字都记的十分清楚。这些小说，是我长期、大量阅读小说的开端。

在黎明小学，非常难忘的是我的几位老师。数学老师沈锡鼎、语文老师周蔚琦夫妇，曾经是上海资本家的少爷和小姐，由于出身等方面的原因，20世纪50年代末期，他们和一批老师，从上海下放到大西北的宁夏灵武县农村学校教学。他们在上海居家使用的紫檀木、酸枝木等红木大衣柜、五斗柜、大床、桌椅等物件，都由上海运至灵武乡村。我和同学们常去探望沈、周俩位老师，学校附近农田中的一间农家陈旧土坯房，是他们的家，那些棕红色的高档红木家俱等，就挤放在这间房子潮湿的黄土地面上，这种巨大的差异，不知他们的心灵经历了多么沉重和痛苦熬煎，况且当时他们的户籍一同随迁到宁夏灵武，再也不能返回到上海，就连当时我们这些不识时务的农村孩子，看着他们家中的高档陈设与农村土坯房，都感到是多么的不协调。这些扎眼的境况，一直烙印在我的心中。

沈老师中等个头，他保持着上海滩绅士的派头和装束，每次上课，走进教室的他，总是戴一幅黑边近视眼镜，头发梳理的整齐富有光泽、皮鞋擦拭的油黑晶亮，深蓝色的尼子大衣排扣全部纪好，一腔上海话显的既威严又和蔼。周老师，完全是茅盾、巴金等文学大师笔下，上海滩那种文化素养和气质高雅的贵族大小姐的形象，但她在乡村学校里，尽量让自己的装束低调不要过分。她说话轻柔，总是把微笑带到课堂、带到每个农村孩子面前。沈、周俩位老师的授课，使黎明小学这个农村学校的教学质量有了空前提高。那时候，外地来的老师没有菜地，城乡没有售菜商店，沈、周老师只能在附近农家买点菜，有时父母亲也铲些菜，让我给俩位老师送去，但他们定要付钱给我，当然按照父母的嘱咐，我是绝对不收的。我们同班的同学中，还有随父母从上海下放到农村来的孙增华、孙联华姐弟二人。后来，我进入灵武中学上学，带我管理学校图书室的马启良老师，以及地理老师苏星、生物老师戴洁夫妇等，都是那个时候从上海下放到宁夏灵武的。以后，每当我阅读茅盾、巴金等作家的小说，涉及到上海滩人物的许多故事，我总会联想到我的那些老师当时的形象和社会、生活情景。几十年过去了，沈锡鼎、周蔚琦、马启良等老师的声影和形象，始终铭刻在我的脑海中。

小学毕业后，我到县城的灵武中学和银川上学，后面又参军入伍，和沈、周老师再未联系。1972年冬季，22岁己担任解放军步兵团政治处副主任的我，从兰州回到灵武，在县城街道偶遇周老师，我和周老师都非常激动，尽管寒风凌厉，我和周老师站在街道边说了很长时间的话，周老师询问了我在军队工作生活的许多情况，对我作了许多鼓励。我也问到了她和沈老师这些年来的情况，她只是简单作了回答。这次见面，深感步入中年的周老师显的深沉，面额上有了几分邹纹，毕竟当时正处“文革”之中，她和沈老师的处境肯定是艰难的，但她身上具有的慈爱、善良和微笑，依然如常。那次和周老师在灵武街边的见面交谈，此情此景，牢牢定格在我的心中。

在黎明小学上学时，后面来了一位可敬的年轻老师，他就是郎有为老师。郎老师是北京的高中毕业生，他和几位男女同学作为优秀学生，被选派到灵武的几所小学担任教师。当时，郎老师也就十八九岁，正值年轻有为、朝气蓬勃，担任我的语文老师和班主任，他说话干脆利落，表达能力出众，授课时还带来许多新颖的故事。课后经常带领我们踢足球，使同学们形成了热爱足球的好习惯。由于各方面表现突出，不久他便担任了黎明小学校长。他不仅和学生十分融洽、联系密切，还熟悉我的哥哥崇禄等一些同学的家长。后来，他在灵武县和宁夏有关部门担任领导，退休后回到北京休息。

几年前我到北京，在京的外甥女红英告诉我，她十分要好的一位同班同学是郎校长的女儿，我喜出望外。经红英联系，我终于有机会与当年的老师见面，同时见到了郎校长的妻子常丽娟。小学时，我们经常见到与郎校长从北京同来、在另一学校任教的常老师，那时，常老师很漂亮。如今见面，大家都已有了一定年岁。我和夫人与郎校长夫妇，他们的女儿及红英，在一起用餐、交谈，倍感亲切。这次还知道，常老师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，她和我们还交流了一些回族信仰方面的情况。

小学时代的老师，是我们成长和学习知识的启蒙者，任何时候，我都不会忘记他们。